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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质疑夸大中国软件盗版率 BSA扮什么角色

来源:中华工商时报 发布时间:2005-11-23
  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,互联网实验室首席分析家方兴东、王俊秀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,他们对商业软件联盟(BSA)及中国软件联盟(CSA)提出质疑,认为一些打着保护知识产权旗号的非赢利机构在中国干着赢利的“勾当”。

  随后记者试图就相关问题采访BSA。BSA把采访地点定在了CSA的办公室,而且告诉记者,将由BSA首席代表马霖里、CSA秘书长邹忭一起来接受采访。但在采访相关问题的过程中,记者被邹忭粗鲁地赶出了其办公室。

  BSA在中国到底扮演什么角色

  记者注意到,BSA大概是在中国最活跃的国外民间机构之一,仅BSA总裁就先后8次来到中国,展开一系列活动。

  方兴东告诉记者,BSA每年定期发表“研究报告”公布各国的软件盗版率,对各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“盖棺论定”。不仅如此,BSA更直接推动和影响中国的软件保护立法进程,新版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研究直接体现了BSA的全部意图。

  关于BSA在中国的工作内容,最权威的表述当然来自BSA总裁兼首席行政官罗伯特·W·霍利曼。他颇为得意地说:“BSA在中国的努力,除了协助软件知识产权立法,还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宣传活动。同时,BSA也在为中国相关部门的执法工作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,帮助发现并找到那些盗版的企业和正在被盗版的软件”。

  记者注意到,2002年12月20日,全球三大IT媒体集团之一的CM P属下著名的IT门户TechW eb.com在重要位置推出其总编F red r ic Pau l的文章,题为《软件盗版不是那么回事》。文章对于反盗版机构———商业软件联盟(BSA)和微软等发表的反盗版言论提出质疑。他说,他们宣扬的软件盗版造成100多亿美元损失的基本假设,不仅荒谬,也令人作呕。因为这些盗版用户根本不会自然地变成高价正版软件的用户。

  文章认为提升软件正版率,不能依靠胡萝卜大棒的打击政策,而应该以更便宜的价格使得那些盗版率较高国家的用户,能够用得起软件。那种宣传价格不是盗版根源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。作者说,别说微软的软件对于越南、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用户过于昂贵,连财富500强的公司都已经承受不起了。

  BSA到底代表谁的利益

  BSA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?究竟是什么背景?BSA自己的说法是:“BSA目前是世界领先软件开发商的代言人,其成员有微软、英特尔、戴尔等著名公司。自1988年以来,BSA一直是全球主要软件开发商面向政府和国际市场消费者的代言人,其成员代表着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企业。BSA教育计算机用户树立软件版权观念,提倡鼓励创新和扩大贸易机会的政府政策,并与软件盗版行为进行斗争。”

  表面上看,连英特尔、戴尔等公司都包括在内了,证明BSA的确是IT业的代言人了,至少也是全球软件业的代言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记者发现BSA全球性的正式会员只有10家而已。包括微软、A d ob e、A pp le、A u tod e sk、B en tley、B o r-land、CNC、M ac rom ed ia、Sym an tec、U n i-g raph ic等,其中微软的营业额占所有成员总和的90%以上。这10家企业全是清一色的PC软件厂商,没有O rac le、SAP、CA、S ieb e l、BEA等主要的应用软件企业,也没有IBM、EDS、CSC等主要的软件服务公司。也就是说,BSA根本不能代表软件业。而且在全球数千家PC软件厂商中,BSA只代表了其中10家而已。

  “BSA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未经授权地使用和复制其成员公司的软件产品”。也就是说,BSA主要使命是为成员企业在世界范围打击盗版。因此,事实明确无误地表明,BSA根本不是代表产业,而只是代表极少数软件公司的利益。而根据成员组成可以知道,BSA实际上主要是微软的代言人。

  BSA虽然只是代表少数公司的利益,但是能量却非常大。由于大公司的资金支持,同时又有打盗版收缴罚款的收入(去年单是这部分收入就达8000万美元),因此BSA成了世界上最财源滚滚的“民间机构”。除了金钱,BSA更大的能量还是体现在政治上。它的总部就直接安设在华盛顿,以便近水楼台开展院外游说。现任总裁兼首席行政官就曾在美

  国国会参议院工作达8年之久。BSA最厉害的招数就是给美国政府施加影响,动员“301特别条款”给各个国家施加制裁的压力。在20世纪90年代,中国就多次承受他们的“厚待”,迫使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次又一次提高。后来,BSA改变策略,直接推动、介入甚至主导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,效果更佳。

  因为财大气粗,而且披着“知识产权传教士”的光环,因此在中国,BSA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地位。许多国内的知识产权专家、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为他们亲密的合作伙伴,间接地充当BSA的代言人。

  而实际上,BSA在美国却没有如此“神圣”。在许多场合,甚至在法庭上,有一个民间机构经常与BSA针锋相对。这就是数字世界权利保护组织“EFF”,这才是一个真正代表民间利益的非赢利民间机构,从事着与BSA截然不同的使命:他们不是为大公司服务,而是为消费者、社会公众以及计算机黑客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工作,或发表言论,或提供法律支援,或开展活动。因此,EFF时常被人称为是计算机业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(ACLU),受到整个产业界的尊重。

  王俊秀指出,知识产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,在这场冠冕堂皇的利益游戏中,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。中国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国家利益,美国推动他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。也应该说,BSA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微软也是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。

  但王俊秀告诉记者:“BSA却从来不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总是打着‘为了中国软件业’等旗号,使这一很现实的问题变成一场虚伪的游戏。”

  为什么渲染“盗版恐怖主义”

  方兴东最弄不明白的是:中国没有一个产业,像IT业一样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罪感。因为这个产业有着一项原罪:盗版。任何时候,任何一家公司,任何一个用户,乃至整个中国,都逃脱不了盗版的阴影。而BSA每年发布的数据成为其中最重要的“权威”依据。

  方兴东告诉记者,保护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励人类创新,而不是因为它是“私有财产”。但是如今知识产权保护早已不是这个初衷,而陷入“为保护而保护”的陷阱,变成了“偷和盗”的犯罪宣传。为什么会变味?这不能不从主导知识产权保护话语权的源头去找。

  他说,BSA们一方面在国内宣传推动;另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施加压力。这本身也合情合理,但是如果为了少数公司的利益不惜“妖魔化”整个国家的形象;为了达到更多的利益,而可以无视事实渲染盗版恐怖主义,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。

  知识产权保护是利益平衡机制,因此它与国家经济、生活水平、产业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,是社会综合问题。中国无论在立法上、宣传上,还是实际推动上,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。2001年,BSA又公布一年一度的盗版调查,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映入记者的眼帘:2000年中国软件盗版率不降反升,从1999年的91%上升到94%,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羞愧的结果。2001年BSA终于良心发现,把数字降低到92%。王俊秀提醒记者,我们在毫不置疑地接受这样一项“荣誉”时,为什么没有问问它的真实性?

  我们似乎已经很自然地把BSA的数据作为整个中国软件业的盗版事实。但是,王俊秀告诉记者,事实上任何一个对软件业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,所谓的软件业,其实是三分天下,分为三大部分:1、软件专业服务(埃森哲、IBM、普华永道、EDS等);2、企业软件解决方案(O rac le、SAP、CA、用友等);3、大众市场软件产品(PC软件,微软、A d ob e等)。前两块是目前增长最快的部分,占到整个软件业的75%以上,而且这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“盗版”问题。而只有占到整个软件业不到1/4的PC软件才有盗版问题。中国软件业的基本格局也同样如此。

  因此,即使中国所有的PC软件全是盗版,盗版率也不可能高于30%。那么在PC软件领域,事实又是如何?王俊秀告诉记者,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看看自己的机器,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,那就是大多数PC工具和软件,无论是压缩工具、系统工具、下载工具、媒体播放、图像浏览、桌面工具,还是网络工具、游戏娱乐等等,都已经是共享软件,可以在网上(包括新浪、Zdn e t等)自由下载。如果没有注册可能会有一些使用的限制,但是人们已经不需要再背“盗版”的黑锅了。共享软件已经是PC软件业发展的绝对主流!而另外一些软件,比如杀毒软件、教育软件,其市场正版率是非常高的。因此,PC软件也根本不可能有着“94%”这样的天文数字。

  方兴东指出,BSA极力夸大现象、歪曲事实、渲染“盗版恐怖”,其目的值得怀疑。推广保护知识产权是国家的一件大事,可是为什么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和力量如此弱小,而都依靠国外民间机构呢?为什么中国主要的知识产权组织和机构都有“外资”的重金赞助,使得我们的知识产权话语与国外机构如此如出一辙呢?

  CSA与BSA是什么关系

  记者发现,BSA在中国的行为一直以来都遭受着很多的质疑,在方兴东、王俊秀等人此前所发的文章中,可以发现BSA的许多操作确实存在疑点。

  记者注意到,媒体上关于打击盗版的宣传文章基本上都是由BSA直接发布,或者是它聘请的全球著名公关公司,或者由它掏钱资助由别人发布。不仅如此,BSA还组织和赞助了国内知识产权方面的很多会议与其它活动。国内知识产权领域的许多“专家”甚至一些政府官员,也是BSA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的“讲师团”成员。

 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提醒记者,某些机构打着“反盗版”的旗号,却干着比盗版还要让消费者、甚至让整个反盗版事业利益受损的事情。

  于是记者联系BSA的公关公司,几经要求,最后BSA的公关公司把采访安排在了在中软大厦1211室的CSA办公室,时间是4月15日。参加者还有:BSA马霖里、CSA邹忭及BSA公关公司一名员工。

  记者当时提出的问题是:1、BSA在中国的反盗版到底投入了多少钱?2、到目前为止BSA已经赞助了多少会议?3、BSA进入中国以来,已经做了多少工作?4、BSA反盗版的经费从哪里来?5、BSA目前已经投入了多少经费?6、听说BSA有个“反盗版”讲师团,具体是由哪些人组成?报酬又是如何给的?

  当记者问到第6个问题的时候,马霖里就把问题转给了邹忭来回答,但是邹忭以让常人十分难以理解的焦躁态度扔下手中的东西,态度极其恶劣地说:你走吧,我不接受你们报社的采访。

  记者将这个情况转告了方兴东,他告诉记者这十分能够理解。他说:“因为BSA无法也不敢将其在中国的真正的目的说出来,所以他们就拉上了CSA,可以说,CSA从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代表中国软件业的利益,已经成了BSA的‘狗腿子’,CSA太想和BSA一起玩中国的软件牌了。对于CSA为什么要生气,那是因为记者的这些提问的确触及了BSA和CSA的痛处,甚至会危害BSA和CSA的生意,所以,他们表现出气急败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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